余秋雨:《山居筆記》,爾雅,1995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p97-98
感想:
有成就和人品高尚與否不見得是正相關。不要因人廢言,夢溪筆談還是有他崇高的地位。蘇東坡文學、書法向來被後世推崇,不過一生飽受折貶的他,最有名的政績是在西湖種柳樹,或許政壇失意才造就他光芒璀璨的文學地位吧。
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精美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于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松,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回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注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后失言。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過“烏台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麼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醜;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有的學者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里邊,怎麼也抹不幹淨。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心實在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p106-107
感想:其實東坡先生活了六十幾歲,在古代應該算長壽吧。不過後半生幾乎都在謫貶,想要慷慨、從容大概也很難。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維谷。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書的朱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p164
感想:
賣雞排被郭董酸的博士生可以拿這句話來反駁。難道賣雞排比當流浪講師弱嗎?應該鼓勵大學生畢業賣雞排,一味的考研究所只是讓某些混吃等死的大學教授可以苟延殘喘。來吧,大家一起拒絕無謂的高等教育吧。
我想任何一個早年離鄉遊子在思念家鄉時都會有一種兩重性:他心中的家鄉既具體又不具體。具體可具體到一個河灣,幾棵小樹,半壁蒼苔;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轉換成回鄉的行動。然而真的回鄉又總是失望,天天縈繞我心頭的這一切原來是這樣的麼?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詩後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圖,詩意頓消。因此,真正的遊子是不大願意回鄉的,即使偶爾回去一下也會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沒完沒了地思念,結果終於傻傻地問自己家鄉究竟在哪裡。據說李白登黃鶴樓時看到了崔顥題在樓壁上的這首詩很為讚賞,認為既然有了這樣的詩,自己也就用不著寫了。我覺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這首詩,一定不在於其他方面,而在於這種站在高處自問家鄉何在的迷茫心態。因為在這一點上,李白深有共鳴。p184
司馬昭一聽,就讓他到東平去做官了。阮籍騎著驢到東平之後,察看了官衙的辦公方式,東張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門重重疊疊的牆壁拆掉,讓原來關在各自屋子裏單獨辦公的官員們一下子置於互相可以監視、內外可以溝通的敞亮環境之中,辦公內容和辦公效率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著,即便用一千多年後今天的行政管理學來看也可以說是抓住了「牛鼻子」,國際間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場所不都在追求著一種高透明度的集體氣氛麼?但我們的阮籍衹是騎在驢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還大刀闊斧地精簡了法令,大家心悅誠服,完全照辦。他覺得東平的事已經做完,仍然騎上那頭驢子,回到洛陽來了。一算,他在東平總共逗留了十餘天。p336
感想:
對於廢話一堆、只會強調依法行政的主管,筆者過去都送他們李廣和程不識的故事(史記.李將軍列傳)。現在多了阮籍可以拿來諷喻。
有沒有法律管小人?很難。小人基本上不犯法。這便是小人更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滸傳》中的無賴小人牛二纏上了英雄楊志,楊志一躲再躲也躲不開,只能把他殺了,但犯法的是楊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貼住一具高貴的生命,高貴的生命之所以高貴就在於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貴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一旦付出代價後人們才發現生命的天平嚴重失衡。這種失衡又倒過來在社會上普及著新的恐懼:與小人較勁犯不著。中國社會上流行的那句俗語「我惹不起,總躲得起吧」,實在充滿了無數次失敗後的無奈情緒。誰都明白,這句話所說的不是躲盜賊,不是躲災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著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無知者所羨慕,他們的隊伍擴大了。p390
在《胡適來往書信選》「致楊杏佛」的信中,先生寫道—「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溫柔敦厚,豁達雍容如胡適先生,是這樣對待「小人」的辱罵。p399
感想:余老哥在大陸毀譽參半,想必對小人、君子之說特別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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